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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公民不服从、国民抵抗权与公民拒绝权混为一谈，拒绝、抗拒、抵制等等用词不一、含义不明。

禁止撤诉后再行起诉的规定，在实践中有时会为被告规避法律提供事实上的方便。二是为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奠定该问题上立法规范进一步完善的基础。

当撤诉、调解成为主流的时候，又几乎是一边倒地将撤诉、调解作为肯定性的现象而对法院加以考核。这一方面限于现行行政诉讼制度的总体限制。关于法律保留原则的例外请参见杨海坤、黄学贤：《行政指导比较研究》，《中国法学》1999年第3期。吉林省法院一审行政案件撤诉结案率由1997年的48％下降到1998年的26%,1999年（9月份前）一审行政案件撤诉结案率为28%。[12]关于法律保留原则，请参见黄学贤：《行政法中的法律保留原则研究》，《中国法学》2004年第5期。

[20]参见王艳萍：《行政诉讼撤诉制度的完善》,110法律咨询网。该规定所谓的司法建议，实质上就是鼓励被告改变被诉的行政行为，以取得原告的同意从而申请撤诉。自1826年起，德国法学家从法国引入了行政行为这个概念，并且将其发展成为德国的概念。

基于此，笔者认为从行政成本权衡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及其价值出发，应当作为一个重要的行政诉讼制度写进《行政诉讼法》之中。这个原则在其他两个法典中并没有列举规定，因为在其他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地位的平等是毋须强调的，在民事诉讼中原告与被告具有完全相同的地位，没有必要再作出这样的强调。[4]应松年教授主编的《行政法学新论》一书在对行政的监督一篇中设置了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赔偿等章节。在此情形下，执法人员必须根据自己的判断选择一个标准，对案件予以处理，在选择时既要考虑法律原则，又要考虑合情合理。

[12]三、司法审查中行政成本权衡的范畴司法审查中行政成本权衡的范畴是司法审查中行政成本权衡的基本问题之一，具体指人民法院在司法审查中究竟在哪些范围和领域对行政成本进行测评和估算。立法权和司法权被认为是能够找到明确界限的权力。

限定的目的是为了保证裁量权不超越规定的界限，而这可以通过颁布的法律、行政规则或避免裁量权的发展超越界限等方式完成。其实，钓鱼执法所描述的此类执法以钓鱼作比喻并不十分恰当，因为在钓鱼的概念中有愿者上钩的涵义，而钓鱼执法中行政主体的整个行为过程是以设置陷井为根本的。换言之，行政合法性只能作为测定行政权理性化的指标之一，如果我们将其作为唯一指标就必然会降低行政权理性化的价值。我国现行宪法关于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具有申诉权、控告权、检举权及索赔权的规定，则是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建立的法律依据。

参见杨海坤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法律出版社1992年版，第191-193页。[13][法]莫里斯·迪韦尔热：《政治社会学》，杨祖功、王大东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73页。这个排除对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而言是十分关键的，因为在我国即便是乡镇人民政府也能够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称钓鱼执法乃是人们对行政主体一些不当执法行为的形象比喻，它本身并不是法律上的专门用语，这与行政滥用职权、行政超越职权等不当执法有很大区别。

依这个体系设计，行政诉讼乃是行政监督的构成部分。即是说，只要我们能够做到行政权的合法化，那么，我们也就能够实现行政权的理性化。

整个司法审查也是针对具体行政行为而展开的，如果人民法院不能对行政成本进行权衡，其只要审查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与否。我国目前司法审查中有关范畴的分布是十分确定的，就是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而且仅仅以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为审查的核心，这就使我国司法审查的范畴十分狭窄。

在司法审查中，司法机关对行政效率的衡量无论如何都是以合理性为基础的。救济了作为行政相对人的原告的私权只是实现了权利救济的一部分功能，而较大一部分的公权被侵犯后则无法救济，行政公益诉讼建立以后便可以改变目前的格局。行政权行使中存在着投入与产出的比例关系。建构的目的在于在界限范围内控制行使裁量权的方式，而这也可以通过颁布法律、行政规则以及其他方法完成。而在刑事诉讼中原告与被告的平等是以另一种形式体现出来的。该功能被确定以后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的行政成本权衡也就有了理论基础和法律依据。

[7]基于此，我国司法审查中所关注的是具体行政行为与行政相对人的关系，常常以行政相对人是否能够接受具体行政行为作为审查的重要依据，即便将具体行政行为置于行政合理性原则之中，其中关于合法性的审查也会尽量地与行政相对人的利益予以结合。其三，行政诉讼法还排除了对行政机关最终作出的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权。

行政权力的行使有可能在上列两端都出现侵权情形，要么通过不当行政行为侵犯社会公众的权利，要么通过不当行政行为侵犯国家的权力。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是针对行政相对人作出的，通常情况下，作为原告的行政相对人可能只主张行政行为对自己权益造成侵害的那部分，而不会对行政主体投入较多行政成本进行权衡，进一步讲，这个权衡不一定会对行政相对人的权益造成影响。

我的看法是第一种路线比较合理，而第二种路线则是不可原谅的。由此可见，如果司法审查中行政成本权衡的制度能够得到确立，将会对我国传统行政诉讼的格局产生影响。

杨建顺撰：《论行政裁量与司法审查》，载《法商研究》2003年第1期。1895年，奥托·迈耶教授在其论述德国行政法的鸿篇巨著中，把行政行为权威性地定义为：行政行为是关于‘在个别的条件下决定某个权利主体的权威性宣告。因此，应当认为司法审查中行政成本权衡的主体是人民法院，其他主体可以配合人民法院对行政成本进行权衡，但他们并不具备行政成本权衡的主体资格。[12]如近一段时间来行政实务部门和行政法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即钓鱼执法，就是行政主体在行政执法中为了取证方便或者为了完成某一执法行为而采用为行政相对人下诱饵的方法使其实施违法行为进而予以处理的行政执法行为。

不过，从我国行政法学界的基本论点看，似乎行政权的合法性与行政权的理性化是同一意义的事物。现行《行政诉讼法》的功能有两个，一是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二是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目前我国行政诉讼判决的类型似乎是比较完善的，其中包括维持判决、撤销判决、变更判决和促使行政机关履行职责判决等。关键词: 司法审查/行政成本/投入与产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5条和第54条确定了我国司法审查制度的基本格局，即人民法院仅对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而不进行合理性审查的制度。

行政过程是指行政机关履行行政管理职能和进行行政执法的整个行为序列。更为重要的是，我国的司法审查以行政相对人的诉权为始点和终点，即审查的开始以诉权为转移，审查的终结也以诉权为转移。

[15][印]M·P·赛夫：《德国行政法》，周伟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0页。二则，司法审查中行政成本权衡的深度和广度决定于司法审查的制度设计。即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与否进行审查，并依审查的结果作出相应判决，整个行政诉讼过程就是以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为中心而展开的，行政行为作为审查标的的地位是非常明显的。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甚至存在认识上的对立。

二则，行政成本权衡将审查的视野由具体行政行为拓展到了行政权力，由一个行为状态扩展到了行为过程。行政权力大多设定于行政实体法之中，或者行政组织法之中，或者部门行政管理法之中，行政权力有投入与产出的成本分析基础。

第一，行政过程模式选择的范畴。行政权中有一个重要权力是自由裁量权，这一权力在各国的法律制度中基本上都予以确认，就是允许行政系统在一定范围内行使自由裁量权，对属于行政系统的自由裁量权司法系统最好不要过多干预，这是现代一般国家的行政法理论。

与之相比，行政自由裁量权则要复杂得多，笔者曾经对行政自由裁量权存在的领域作过描述，指出其存在于幅度范围与空白地带两种情况之下。[18]参见[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77页。